超赞天堂私服：兄弟情谊，共赴热血之战

01 危急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。日寇铁蹄所到之处，神州山河破碎。

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

“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”

在民族危亡，国家生死之际，国共两党都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。

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面对日寇侵略，国家蒙难，凡我中华儿女，哪个不义愤填膺，热血上头，挺身而出，请缨杀敌，慷慨从戎。

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作为川军统帅的刘湘再也忍不住了，爱国怒火在他胸口熊熊燃烧。7月10号到13号间，他多次致电蒋介石，请求带领川军前往前线抗击日军，保卫祖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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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王刘湘

8月7日，南京加国防会议，坐着各省掌握实权的军政要员，乱世之中，这些实权派大都想保存自身力量。他们对抗战的态度只停留在口头上或处于观望中，一旦谈到出兵的具体事宜，各个都支支吾吾。

四川王刘湘按捺不住，怒而站起，喝道：“尔等的民族大义何在？国难当头，竟还如此畏畏缩缩！”

刘湘掷地有声地说：“抗日，四川即可出兵30万，待命壮丁500万，粮食若干万石！”

这番话让在座各位包括老蒋在内都震惊不已，30万兵，这可是四川王刘湘多年打拼、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。之前他在四川争夺地盘、消灭异己、围剿红军，做出一些不耻的错误行为，心有悔意；在关键时刻，刘湘还是做出了铁血军人对保家卫国的庄重承诺。刘湘表示要用日本人的血去洗刷他多年内战所犯下的罪行。

8月26日，刘湘在四川发表了《告川康军民书》，号召四川民众积极抗战。文中最后写道：总之，我民族为自己生命及世界公理与正义而奋斗，势逼处此，虽赤手空拳，犹当与彼飞机重炮一角；何况我优势正多，前途利钝，只系予吾人今后决心和努力之程度若何，我各界人士，其共兴起，我各界人士，其共凛然之哉！

9月1日，刘湘亲率川军，出川抗日。

02 请缨杀敌队

如火如荼的战局和节节败退的战线，燃烧、刺激着国人们的心，川北偏远小县城安县（今北川县曲山镇）此刻也沸腾了，抗日口号响彻街头巷尾，征兵公告铺天盖地。25岁的曲山场青年王建堂，食无味，寝难眠，心难静。

王建堂出生于1912年，他父亲王者成（1887-1957），早年就随父从德阳绵竹县搬来曲山场定居，做点小买卖；王者成虽只是个乡间小商人，但他关心时政，有气节，好打抱不平，还喜欢唱川剧，是当时川西坝子有名的川剧老生票友，时常上台客串文天祥、伍子胥等传统剧目，被人尊称为“者大爷”。 当然他这种性格也传给了大儿子王建堂。

王建堂7岁入私塾读书，13岁时随舅舅到内江二中和江油中学读过初、高中，19岁时考入当时军阀所办的“江彰文学院”，读了三年大学，战乱中学院停办，王建堂不得已缀学回曲山老家，以小学老师、民众教育馆等职业谋生，后娶妻成家，生有一女。

血气方刚的王建堂，经常和一帮青年谈论国事，抨击时政。辗转不定的生活让王建堂早早意识到：没有国的安定，何来家庭的幸福。

位卑未敢忘忧国，面对日寇铁蹄践踏我祖国大好河山，王建堂等人早已义愤填膺；1937年8月，刘湘的《告川康军民书》给本已热血澎湃的王建堂心中加了一把火，他决心马上投笔从戎，以身许国。

王建堂在仅百余户人家的曲山场里外奔波，很快就串连集合了170多号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成员有青年学生、社会青年、小商小贩和农村小伙子；大家满腔热血、意志坚定，决心上阵杀敌，共赴国难；他们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组建队伍，取名“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”，并同时向安县县长成云章提出参军请求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得到了父亲王者成的大力支持和鼓励。

县长自然是大喜过望，连称他们是“安县好男儿”，这百多名热血青年被接到县城（安昌镇），驻在大安游艺场训练；县长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“安县特征义勇队”， 并由王建堂担任队长，纳入县府的“特征”任务中。

当时的四川各地，诸如此类自发组队、要求上阵打击日寇的事例极多，王建堂的队伍只是其中的一支；但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，则让王建堂父子永载史册，千古流芳。

03 誓师大会

随着前线战事吃紧，国军损耗严重，急需补充兵源，安县所招的“特征义勇队”来不及培训，就接到了出征命令。

当年初冬，安县决定为出征将士举行欢送誓师大会。

会场上，歌声嘹亮，誓词悲壮，会场下，父送儿，妇泣夫，兄弟相分，骨肉别离，凄戚难述。

县长成云章让大家安静会儿，他从后台搀扶出一老者，只见老者瘦小精干，神态安详，头戴黑毡帽，笔架铜镜，由于腿脚受伤，行走不便，但还是慢慢站到了台子中央。

王建堂定睛一看，这不就是父亲王者成吗！

不是说好了，因腿脚不好，无法翻越几十里的山路，就不来送别了。

没错，原来是这么打算的，那父亲又怎么来了呢？

当父亲得知儿子即将出征，自是心伤不已，此去征战肯定是九死一生，能否保命回来，全得听天由命。王者成知道儿子孝顺顾家，为了让他专心上阵杀敌，他想起了古有“岳母刺字”，今得仿效一下，以壮我家孩儿志气。

裸背刺字当然不可能了，于是，王者成特意扯了块5尺见方的大白麻布，他那双枯瘦的手紧握笔杆，强忍着悲痛，蘸墨，平布，先在大白布中央写下斗大的“死”字，接着在右侧写上：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；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。”两行小字。

写到这，王者成已老泪纵横，一滴，一滴，又一滴，湿了麻布，痛了心扉，双手也没法控制地颤抖起来。

他不得不暂停，拭泪，平复下心情。

接着，在大白布的左侧，“国难当头，日寇狰狞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本欲服役，奈过年龄，幸吾有子，自觉请缨，赐旗一面，时刻随身，伤时拭血，死后裹身，永往直前，勿忘本分”，四字句共56字，分5行写就。最后落款为：父手谕。

字写得未必有多好，但它浓墨端正、古朴凝重、力似千钧，这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嘱咐，也是一个老人对国家的热爱，这是何等的家国大义。

此刻的王者成已不再流泪，他知道，只有千千万万的中华好儿女去流血、去战斗，去生产，才能真正驱逐日寇，保我华夏，卫我家园。

王者成将写好字的大白布折叠好，和两双布鞋及干粮等打成包裹，托人带往安县，由县长亲手转交给即将出征的大儿子王建堂。

包裹辗转到了县长手里，他检查时，发现里边有张折叠着的大白布，好奇地慢慢打开，首先跃入眼帘的正是那刺目的斗大“死”字，这乃不祥之兆，出征之际，谁家送“死”字来诅咒？正想发火，见边上还有字，赶紧加速展开。

全部看完后，堂堂县长和在场的人都泪目了，特别是那句“伤时拭血，死后裹身”堪比“马革裹尸”还更令人动容。

王老先生的“死字旗”岂不是当时最好的宣传物，最感人的动员号，县长有了主意，决定在出征誓师那天，现场展示此旗，长我安县人志气；县长特意派人用轿子请来王者成，让父子俩当场传授此旗作别。

于是，有了前头王建堂意想不到的那一幕，父亲居然出现在大安游艺场台上为他送行。

寒风朔朔，冷雨淅沥，县长让手下在台上将“死字旗”当众展开，他和王者成分立两边，挨旗站着；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这面白底黑字旗上。

县长咳了一声，然后逐字逐句高声念道:

死！

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；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。

停顿了下，接着大声念：

国难当头，日寇狰狞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

本欲服役，奈过年龄，幸吾有子，自觉请缨。

赐旗一面，时刻随身，伤时拭血，死后裹身，永往直前，勿忘本分。

父手谕

在场之人见了，听了，先是热泪满面，呜咽一片，接着，就有人带头振臂高呼：打到日寇，还我山河；血债血偿，誓死保家园。抗战到底，中国必胜。

死字旗带来的震撼太强大了，一时间，群情激奋，喊声震天，曲山场山谷中，回声久久激荡。

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王建堂用衣袖擦了擦涕泪，上台，向父亲跪拜，然后起身用双手从父亲和县长手里接过了沉甸甸的“死字旗”，转身向台下鞠躬，虽热泪盈眶，但也刚毅决绝。

未几，几百人的队伍出发了，送别的亲人都不再放声痛哭，只噙泪驻足，目送子弟兵们逐渐消失在崎岖的路尽头。

王者成为儿子送“死字旗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成了当时的特大新闻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；当时成都《新新新闻》头版以“模范父亲”为标题，将旗帜上的文字全部刊登，还介绍了“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”的前后情况。一时间，四川乃至全国多地都知道了“死字旗”故事，反响强烈，全国各地本就高涨的抗日热情持续升温。

04 壮士出征

王建堂率领“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”步行到成都，在四川军管区报到，军管区派参谋长赵斌竭尽抚慰事宜，还赠送请缨杀敌队一面上书有“民族之光”的大旗以志褒扬。

随后，王建堂他们再步行至重庆；经过不到三个月的训练，被编入二十九集团军第44师野战补充二团，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，奔赴抗日前线。

抗日剧照

第29集团军总司令是川军元老、大军阀之一的王瓒绪，下辖第44（王瓒绪父子先后兼任军长）和第67（许绍宗）两个军，归第九战区指挥，后归五战区张自忠将军指挥。29集团军成立后，作战区域在湖北、湖南、洞庭湖、河南信阳一带，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、随枣会战、第二次长沙会战、枣宜会战、豫南会战、鄂西会战、大红山保卫战、常德会战等大型抗日会战。

那么，有“死字旗”在身的王建堂表现又如何呢？可以用英勇顽强、战功卓著、命大福大来形容。

由于王建堂带领了一百多人的“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”从军，加之又有文化，所以他从参军之日起便是见习排长。

山脊遇险

1938年盛夏，团部命王建堂率部占领某地的马鞍山阵地，以掩护其它各部转移。

王建堂哼着川剧小曲，走在队伍最前面，刚登上山脊，冷不丁从边上的山岩中，冲出三个头戴钢盔的日军，明晃晃的三把刺刀齐齐向他刺来；面对突发情况，王建堂根本反应不及，只是下意识地喊了声：“娘希匹！”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紧跟他身后的轻机枪手一个“扫堂腿”，将王建堂踢倒，不过还是被刺中了左肋，离心脏仅差一点，好险啊。

随着“突突突”几声枪响，三个日军应声倒毙。身负重伤的王建堂，被紧急包扎后送往战地医院抢救。其部队在山脊处立即构筑工事，准备阻击来犯日军；但奇怪的是，除了先前被消灭的三个日军外，并未见到其他日军到来。事后王建堂得知，三个日军是前哨，提前到山顶查看情况，没想到却丢了性命，后面的日军部队听见山脊上的机枪声，恐中埋伏，便绕道他处了。

这次大意事件后，王建堂吸取了教训，每次战斗都格外小心。他作战英勇顽强，加之又有文采，受到团部多次表扬。

1939年春节刚过，四川军管区专门派员，和安县政府一起，组织曲山场机关法团、学校和乡民，一路敲锣打鼓，将一面木匾送到王家。牌匾正面漆得油光透亮，正中央是“父义子忠”四个金光灿灿大字，上款写的是“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”，下款是“四川军管区司令部赠”。

在简短的迎匾仪式后，光荣匾被高高悬挂在王家大门上方，路人抬眼可见，真是光宗耀祖、荣誉非凡。

到了1940年，王建堂在抗日战场上已经度过了近3个年头，经过战争洗礼，文弱书生成了野战排排长。

抗日剧照

茶陵之战

一次，王建堂奉命带领部队夜袭驻守湖南茶陵某据点的一个日军中队。他提前找人摸清地形以及敌人的布局和火力情况，夜幕降临后，他便带着多名敢死队队员，趁黑摸入敌据点，向敌人发起了突袭。

日军兵力虽占优，但被里应外合，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死伤惨重；日军看到城里城外都有我军射击，还以为是大部队来袭，慌乱之下纷纷逃出了城外。重新集结待援，妄图把茶陵据点夺回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日方援军到来，反复发起攻击；于是团部再增派一连人归王建堂指挥，拼死守城。双方激战一昼夜，鉴于缺乏重武器，力守已无可能，王建堂率部安全撤离。

民国军队的甲级勋章

此次战斗，王建堂机智勇猛、指挥有方，日军伤亡过百，而我军仅负伤二人，成了当时少有的胜利之战；战区司令部长官陈诚亲授他甲级勋章一枚，这让王建堂名声大噪，成了全军的先进典型，也是他的终身骄傲。晚年时，王建堂在晚辈面前讲起此事倍感荣光，并自豪地说：“我当年当排长时就指挥过十二个班，比连长还关火（管用、牛气）！”。

王建堂性格过于耿直，常得罪上司，也不屑奉承拍马那一套，3年里并没得到重用和快速提拔。有一回，团长指挥失误导致重大人员伤亡，气不过的他，甩了团长一巴掌，要不是师长、军长惜才保他，早就被枪毙了。

银元保命

不久之后，王建堂当上连副，分管连里一百多号人的后勤军需。有一次发军饷，他发现一枚银元有缺损，为了不让别人吃亏，就留下自用，一时也没花出去，只好将它放在裤裆隐秘小口袋里，闲暇时拿出来把玩消遣，哪知正是这枚缺损银元，后来救了他的一命。

一天，战斗又打响了，王建堂所在部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冲向日军阵地。战友们不停地成片倒下，杀红眼的王建堂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一个劲地往前冲；突然，他猛地感到小腹右侧一阵巨痛，第一反应便是中弹了，可是很快又发现，自己受伤似乎不重，还能继续冲锋杀敌。

战斗结束后，放松下来的王建堂，才觉得刚才负伤的部位痛感加剧，揭衣一看，裤裆口袋上有一个弹孔，伸手一摸，一块硬邦邦的圆东西陷在肉里。他喊来卫生员，解开衣裤，这才发现一枚银元陷在右腹的肉里，已被子弹打凹变形。

若不是这枚带缺银元挡住了子弹，王建堂不死也得重伤，只能说他是福大命大。

洞庭湖阻击战

1943年10月上旬，“常（德）桃（源）会战”开始，才是连长的王建堂随部队驻防在洞庭湖岸边。洞庭湖周围，河流湖汊众多，日军不断以小汽艇组成分队，变换着时间、地点，沿湖河来袭扰、围剿国军。

一天的黄昏时分，洞庭湖上风平浪静，一个中队的日军乘坐多艘钢艇，快速向王建堂连的防御阵地驶来。

王建堂指挥全连战士向日军猛烈开火，然而日军的钢艇航行速度飞快，炮弹很难击中，打出去的炮弹大多落入水中，再加上钢艇坚固异常，即使击中艇身，钢艇也没有太大的损坏。

眼看着日军登陆艇越来越近，王建堂急中生智，下令全连撤退，将滩涂阵地完全让给日军，随之在百米外的丛林中设置第二道阻击防线。

日军以为国军害怕撤退了，登陆艇靠岸后，便大摇大摆地上岸，准备集结后对后方国军驻地发起强攻。

这下正中王建堂的计谋，就是要让日军放松警惕地登陆，然后对滩涂上毫无掩护的日军，居高临下发起突然猛击。

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，日军被打蒙了，一片鬼哭狼嚎，四散找掩体，最后还是依托横过来的登陆艇做掩护，试图发起反击。

经过一夜的激战，日军不得不丢下三艘登陆艇，溃逃而去。

王建堂又取得了一场大胜，不仅打垮了一个中队的日军，歼敌一百多，还缴获了三艘钢艇（艇上有敌尸十一具）和一批宝贵的作战地图等资料，而我军伤亡甚小。

王建堂凭此战斗，再次荣获战区长官部颁发的甲级勋章一枚。

在7年的前线抗战中，王建堂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、鄂西会战、大洪山保卫战、常德会战、长沙会战等战役。数次担任敢死队长，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，四次负伤，多次立功授奖（其中二次被最高长官部授予甲级勋章）；每一次受伤，王建堂都要撕下“死字旗”的一块布来拭血和裹伤，有几次战友受伤了，因为卫生兵不在，紧急中王建堂也撕下一块为战友裹伤，他用自己实际行动回应了父亲对自己的期许。

王建堂在部队的职位也有慢慢晋升，先是排长、连长、副营长，之后是司令部参谋副官。不过，他更因背负“死字旗”抗日而名震天下，日军对他恨之入骨，却又拿他没办法。

作为对王建堂英勇抗日的嘉奖，国民政府让王建堂去天津参加日本受降仪式，时间是1945年10月6日。

抗战胜利后，王建堂随部队留守南京，因身上有伤，加之又是军中“才子”，得以被批准一边在医院养伤，一边在中国文学院进修。8年前投笔从戎，今竟然重新拿起笔，恍若隔世轮回。

应该说，王建堂是非常幸运的，命保住了，还成了军官。让我们看看出川将士的整体情况吧。

05 无川不成兵

抗日战争时期，四川是抗战的后方大基地，出兵、出钱、出力，均为全国之最。川军出川作战达350万人，占参战国军的四分之一还多，是中央军之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装。

川兵出征遍四方

彼时的川军是众人眼中“没有兵样”的兵，是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拿着烟枪的“双枪兵”，一没有充足的武器装备，二没有像样的军队纪律，战斗力差，在与它省的军阀混战中屡战屡败。而长达多年的川内军阀内战，更是让川军从积贫积弱中变得雪上加霜。

由于蒋介石一心想削弱四川军阀势力，抗战前期川军战死多多，后期的川军又被散放到全国各地战场，基本所有一线战场都有川军存在，故有“五人必有一川”、“无川不成军”的说法。被拆散的川军群龙无首，又由于装备差，名声差，被分到各地军队都被拒绝，四处漂泊，最后只有李宗仁接受了这支积贫积弱的川军。

没想到，这支被称为“叫花子军队”的川军，确是最有血性的一支军队。淞沪会战中，第一批被派出的数万川军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，来到上海投入战场，数人打到只剩下几千人，虽最终没守住，但给日军造成了很大麻烦。

娃娃兵

藤县保卫战中，川军王铭章一个师的将士无一退缩，战斗到最后一刻，全数阵亡，为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宝贵的时间。李宗仁曾含泪评价川军：“若无滕县之苦守，焉有台儿庄大捷？台儿庄之战果，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！”。

据有关数据统计，整个抗战期间，川军共伤亡64万多人，其中阵亡26万余人，负伤35万余人，失踪26万余人，其中：刘湘出川不久，就因胃病复发，吐血而死，临终遗言是：尤望我川中袍泽，一本“敌军一日不退出我国境，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”之志，始终不渝。”刘湘的遗志，成为了川军的军魂。每日升军旗时，川军全体官兵必共同诵读，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。

还有，川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1944年5月在在豫中会战中身亡，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。

抗战结束后，回到四川的川军将士只有13.7万人，而川军第29集团军，士兵（加上后补充的新兵）有11万余人，最后仅剩不到2万人，这等惨烈的牺牲是全国各地的军队所无法比拟的，真正实践了王缵绪将军的“民族独立的金字塔，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”。

唉！扯远了，还是说回本文主人公王建堂吧。

06 解甲归田

王建堂借养伤、学习之机，回了趟川北曲山老家，得知妻子在前几年已经被自己双亲劝回娘家，之后母女音讯全无，生死不明，气得拍桌大怒，要找婆家算账去；待冷静下来后，他想到自己作为军人，几年间音信全无，怪不得别人，且日后的生死也难料，妻女这样走了也好，但愿她已找到了好归宿。

王建堂在南京文学院学习时，曾和大名鼎鼎的作家张恨水住在一起，张恨水写的长编小说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风靡全国，一时洛阳纸贵；张恨水那段时间正在创作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战役（常德保卫战）的长篇小说《虎贲万岁》，因此和战役亲历者，同时文笔也可以的王建堂，很是投机，无所不谈；受张恨水指点，本来就热爱文学的王建堂受益匪浅，文学修养进一步得到提高。

金粉世家的剧照

解放战争时期，国军节节败退，1949年12月9日，王建堂随大部队在成都起义，正式加入解放军。

被解放军收编后，离家13载、连年征战的王建堂，确实累了，加之年龄偏大，非常渴望回到家乡过平静的生活。

1950年2月，王建堂自愿返家参加生产的请求获得批准，军管会给他签具起义证明书和介绍信，并发放归家大洋，王建堂回到了曲山场老家。

王建堂文化高，被安排到曲山小学任校长，但当时该校校长是他的朋友，他不愿同朋友抢工作，拒绝了。后又安排他去北川通口镇市管会工作，但他没去，只因当时山路不通，回家困难，他不愿再轻易离家，毕竟父亲王者成老了，自觉亏欠甚多的他想多陪陪家人。由于王建堂的几次“不就任”，之后的工作便没了下文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：当年身负拭血裹尸的死字旗冲锋陷阵，死都不怕的王建堂，何以在解甲归田之后会变得如此恋家，以致于连工作都可以不要？

如若仔细想想，就会明白：像王建堂这样经历九死一生的军人来说，能活下来已是万幸了，对他来说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会比家人团聚、尽孝陪老更重要了！

王建堂回乡后，由于是有名的抗日英雄，很多人想给他介绍亲事，不过都没成，毕竟在小地方想找个志同道合的女子也不容易，还有，他也在等待失散多年的妻女能惊喜归来。

几年后，风向变了，因为曾在国民党部队当兵，被列为国民党的“残渣余孽”，受到了歧视、冲击；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，每有 “运动”，王建堂都免不了被揪出来批斗一番，好在曲山场的大多老百姓都知道王建堂带着“死字旗”的抗日事迹，并没过多为难王建堂；但这样的境况自然也吓退了姑娘们，王建堂娶妻成家的念想成了泡影。

由于身份上的“污点”，王建堂再无正式职业，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谋生路，他四处打零工、干苦力，做过漆工、泥工、翻瓦工等，甚至还干过掩埋尸体的营生，到了 68岁时还在帮别人家翻修瓦房。

70年代末，随着国家各方面日益好转，王建堂的境遇才有所改变。

1980年，被北川县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，每月可领取补助15元。

1981年，被聘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，工资23元，在文史馆工作期间，70来岁的王建堂重拾对文学的热爱，完成话剧《白云深处》的创作，可惜未能公开发表。

一生无嗣的王建堂，和家族中的后辈关系颇好，后辈们经常会问起他在抗日战场上的经历；不过，他对自己的战功只是一笔带过，并没多提，主要讲述的还是自己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；也许是想到死去战友才是功臣，他能活到现在已很知足了。

侄儿王烈勋从小就听大伯讲述抗日战场上的各种传奇故事，觉得大伯神奇而又亲切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因此来往频繁。

后来，在王烈勋等家人的刨根问底下，王建堂也只是很平淡地说，他的一生仅有五件值得拿出来讲：

第一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父亲王者成向他授“死字旗”。

第二 是抗战期间，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他授过两次立功勋章。

第三 是在他当排长时，因团长指挥失误、死伤众多，气不过的他打了团长一耳光，团长当时要枪毙他，师长、军长亲自出马说情，说他杀敌英勇，不能杀，他才死里逃生。

第四 是他在疗伤期间，到中国文学院学习，和著名作家张恨水同住一室，在文学上受益匪浅。

第五 是他在1945年10月6日到天津参加接受日本人投降仪式。

枪林弹雨、百般折磨中走过来的英雄，竟如此淡然平静、荣辱不惊，仅说出5件事值得提起，要知道，这5件可是件件大事啊，搁一般人嘴里，还不吹破天。

当问起他还有没有什么遗憾之事时，王建堂也曾失落的说道：可能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，当年在战场上，在一次部队紧急转移之时，将父亲送给我的那面“死字旗”给弄丢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已经70多岁的王建堂凭着回忆，再次手写了那面父亲送给他的“死字旗”。

根据其侄儿王烈勋回忆： “那面旗曾常伴大伯身边，他非常熟悉，只用了10多分钟写好了80多个字，感觉是憋着一口气，一气呵成的。”

07 心酸

晚年干不动活了，王建堂总爱每天坐在离家不远的曲山街边小店前，捧着一本书看，身边摆的干面饼2个、白酒一小瓶，一坐便是一整天。

偶有路人、邻居过来相伴聊天，听他讲各种趣事，包括北川当地的风土人情、要事掌故等，唯独不爱讲自己的过往。

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王建堂的生活状况也益发不如人意，甚至是令人心酸。

这可以从他侄儿王烈军后来提供出的一封信得到印证。

这封呈《有关负责同志均鉴》的信，是王建堂在去世的前几年写的，函中说：

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尚未到成都时，我随本军（四四军）在成都起义，任成都城防，临时番号叫“治总”。解放军入城后，本军奉命在犀浦整顿。我于五零年自动请求返家生产，意在娶妻成家。

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视。由于是起义人员，未戴帽子，但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。每个运动便被批斗，无权获得工作，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、做苦工，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，娶妻成家顿成泡影。这样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。

于一九八零年九月始，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，每月给生活费十五元。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，因此由政协出面向民政局提出，又承增加了五元，共二十元。到民政救济稍有调整，又给我加了三元。那么，我现年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三元。

目前，百物飞涨，二十三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。县有等级，民政救济亦有规定，须（虽）本县政协及文史委员会，时时看顾，亦不过口头慰藉、叹息而已，他们一再表示无能为力。

故我一再考虑，不顾羞愧，写成此信，唐突上呈贵部，希有关同志，根据党的政策，多方考虑、了解，给我一个能维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，则泣感无陈。 呈此 籍叩！

可惜的是，王建堂没能等到政策的具体落实。

1992年，王建堂已是喉癌晚期，痛苦难忍，当地医生都不敢到家看病，王烈勋和哥哥王烈军只能找来兽医，面对瘦骨嶙峋的王建堂老人，兽医都找不到打针的血管。无法出声的王建堂示意王烈勋，从床头拿来纸笔，他在纸上吃力画了一阵，经过辨认，纸上写的是“打，我不怕”几个字。

抗日英雄竟如此遭罪！究竟谁的过？谁的错？

1992年6月，王建堂在在孤独凄苦中黯然离世，走完了他悲壮、光荣而又曲折的一生，享年80岁。去世后，遗体拉到绵阳市殡仪馆火化，骨灰也寄放在那里。

王建堂后来的不幸有时代的原因，后来，国家有关方面对此相当重视，对国军抗战老兵关爱有加，但大多数如王建堂一样早已凋零而去，没能等到这一天。

作为抗日英雄的王建堂，以及他的“死字旗”并未被后人遗忘，故事还在继续。

08 浩气长存

先补充下有关北川的地理认知。

北川县在古时称石泉，1914年更名为北川，县治在今禹里镇（当时称治城）；1942年6月，行政区划调整，北川县所辖擂鼓等3个保划归安县，安县所辖曲山等3个保划归北川，自此，曲山场完全归北川县管辖；1952年，北川县治迁至曲山场（后改曲山镇）；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曲山受到毁灭性重创，北川县政府驻地迁至现址永昌镇，同时选址任家坪重建了曲山镇。

因此，民国时的安县曲山场，后来成了北川县城的曲山镇（也曾叫城关镇），毁于“5.12汶川大地震”。今曲山镇已非旧曲山场了。

在大地震中，王建堂所复制的“死字旗”不幸被掩埋于北川老县城的废墟中，再也没能找回。

在追思长辈时，王烈勋兄弟对当年这面“死字旗”的丢失，感到深深的遗憾和不安。2015年，王烈勋根据照片与视频，又再度复制了一面“死字旗”，王烈勋自豪地说：“从爷爷到大伯，再到我，三代人传承的不只是这面旗子，更是一种精神力量，我希望能将这面旗子的故事将给更多人听。”

不久之后，王家将该旗赠送给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—成都建川博物馆；五尺见方、白麻布做成的“死字旗”，是这座博物馆众多珍贵文物中的翘楚，每每都会吸引着众多参观者驻足、遐想。

王家祖孙三代传承的不仅是一面旗帜，更是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。

它不仅属于王家，更是四川人民对抗日战争做出卓越贡献的真实写照。

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王建堂一样的英雄，中华民族才能挺过那最危难的时刻，方有了后来的新中国，以及如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旗帜犹在，浩气长存；英雄不朽，国泰民安！

谨以此文缅怀抗战先烈，时刻不忘国家统一！

愿华夏儿女越来越好，祝祖国更加繁荣昌盛！

抗战老兵